陆铭:畅通生产要素大循环是“双循环”的关键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中国GDP构成中,净出口(即贸易盈余)对GDP的贡献率已经从经济危机前的大约9%下降至1%左右。所以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格局。与此同时,中国贸易依存度(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从经济危机前的65%下降到50%左右,目前在全球大型经济体中仍然较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仍然是高度开放的经济格局,外循环的重要性不可忽略。
当前中国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堵点,主要体现在国内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流动不畅通,对于形成国内大循环和高质量发展形成了制约。畅通国内生产要素大循环,有利于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资本方面,中国金融市场仍不够完善,资本市场没有有效地把宝贵的金融资源配置给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行业和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民营中小型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的问题。相反,大量的金融资源,包括政府掌握的财政资源,相对更多地被配置到了低效率的地区、部门、行业和企业,一些僵尸企业占用着大量金融资源。我们过去看到一些人口流出地的地方政府债务高企,正是因为金融资源被配置到了投资效率不高的地区和项目上,导致投资占GDP的比重高,但对于GDP的拉动力却相对较低,从而对整个金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以及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在局部地区和领域产生了金融系统性风险隐患。
在土地方面,中国土地市场仍然存在大量行政配置色彩。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按照指标来配置,长期以来存在城市土地扩张速度远远领先于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局面。特别是在一些地理位置相对远离中心大城市的内陆中小城市,这种现象尤其突出。一方面人口持续流出,另一方面城市面积却在快速扩张,城市建设用地被用于建设利用效率较低的新城、工业园和基础设施,导致投资对于GDP的拉动力较低、土地开发缺乏相应的人口和产业支撑,形成了经济增长乏力、政府债务高企的现象。
可见,生产要素的大循环不畅通,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如果国内大循环不畅通、存在堵点,又势必会影响到国际大循环。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第一,要让供给适应需求,促进消费,改善投资的结构和效率。当国内消费受到制约而投资占比较高时,如果投资往下调,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随之下降,如果投资仍然高企,则会形成由消费不足引起的产能过剩问题。因此,既要保持国内经济健康和相对中高速的发展,又要推动国内结构的调整,必须依赖消费的相对更快增长。而在此过程中,如果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就可以既在国内循环中改善结构,又可以促进国际循环。中国当前流动人口规模达到3.7亿,这些流动人口由于没有所在地的户籍身份、无法享受市民化待遇,其消费受到严重抑制。根据笔者研究,平均而言,一个没有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比拥有本地户籍人口的人均消费低16%-20%,可见户籍制度改革能够释放流动人口的消费潜力。
第二,要让人口流动与土地配置的方向趋于一致。当劳动力能够更加畅通地循环,土地跟随人口流动的方向进行配置,可以缓解人口流入地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也可以平抑人口流入地地价和房价的过快上涨,这对于人口流入地的产业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是有好处的。对于人口流出地而言,如果人口流出地的人口能够顺畅适度地流出,有些产业就可以实现现代化和规模化。以农业为例,当前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偏弱,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水平不够高。在劳动力不能顺畅地从农业向现代化部门转移的情况下,推进农业现代化和规模化是没有基础的。反过来讲,如果未来可以顺应城市化的需要推进城镇化进程,那么在农业人口减少的过程中就可以更为顺畅地实现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而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又能使得农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下降,进而提高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减少中国对于农产品进口的依赖度。
最后,如果国内经济不能通过畅通国内生产要素大循环来实现较快速度增长的话,那么政府负债比较高,国际投资者不愿持有人民币资产,很可能形成人民币长期走弱的趋势,这对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不利的。
当然,畅通国内大循环不是不要国际大循环,而是为了实现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对外开放进程。因此,必须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政府只能去克服那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不足,不能让行政力量成为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干预手段。要深刻认识到,国内循环不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动用行政干预的手段对市场配置资源形成了阻碍。因此,要畅通国内大循环,本质上是要建设市场经济体制,改变目前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一些不完善之处。这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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