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保障三大安全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文 / 刘奇（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满足多样食物供给、提供良好生态环境、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乡村之于社会的价值所在，保障食物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是社会关注的聚焦点、乡村价值的实现点、乡村振兴的支撑点。乡村要振兴，必须以保障三大安全为基础， 这是社会的需要，规律的要求，历史的选择，是乡村存在意义的集中体现。

食物安全：生存的依托

基辛格曾预言：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世界；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日三餐，人人需要，这是铁律。尤其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 保障食物供给比任何事情都显得重要。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前不久发布的2019《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显示，近年来，我国谷物自给率超过95%，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不仅成功解决了14 亿人的吃饭问题，而且居民生活质量和营养水平显著提升，用现实有力地驳斥了西方“谁来养活中国” 的质疑。

由吃不饱到吃得饱，由吃得饱到吃得好，由吃得好再到吃出营养、吃出健康，我们在短暂的四十年里已经跨越了食物供给的几次飞跃。但无论从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层面，食物安全问题远没有真正解决。

就宏观层面而言，乱占耕地，蚕食良田的现象尚在不断发生，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死保硬守耕地红线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小农户与现代化如何有机衔接的问题尚未真正破题；一遇旱涝风霜，农业生产即大幅震荡，靠天吃饭的现象尚未彻底改观；农产品价格偏低，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青壮劳动力宁愿进城打工，不愿在乡务农的局面尚未出现转机。可见总量的安全仅仅是常态下的安全，一遇非常态则难保安全。

就中观层面而言，中央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直指问题关键，市场供给的结构性失衡矛盾突出，“大路货卖不掉，好东西难买到”的现象普遍存在。在不少地方，出售的农产品依然“披头散发”（采摘后不加整理）、“赤身裸体”（没有包装， 顾客不便携带）、“没名没姓” （没有注册商标，不用牌子）、“来历不明”（没有产地，无法追溯），品牌观念淡薄，对于市场需求仍处于蒙昧状态，缺乏大众需求、分众需求、小众需求、个性需求的基本分层意识，生产的产品缺乏针对性。

就微观层面而言，生态、绿色、有机食品需求旺盛，但生产端农药、化肥、除草剂的过量施用，超标残留现象始终难以杜绝。从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上看，很多地方的农业还未走出“石油农业”的老路。消费者想要按常规饲养一年才够出栏的鸡、鸭，而市场上却是30 多天就出栏的鸡， 4 0 多天就出栏的鸭。吃得放心，吃得安全， 尚且让人犯疑，吃出健康就更须多方努力。生产端如此，在加工环节、销售环节也都存在让消费者难以安心的问题。可见食物安全任重道远，马虎不得，小视不得。食物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乡村要振兴，打好基础是关键。

生态安全：生活的基础

优质农产品的生产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高智商的人当然更需要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中。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城市、县城以及乡和镇所在地占地面积只有12万多平方公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交通通讯的发达，以及城市病的加剧，七八亿拥挤在这十多万平方公里空间里的人们，正纷纷寻片刻安宁，找一片乐土，休闲观光，养生养老，哪怕是吃一顿土菜，买几样土产，钓两条鲜鱼， 摘几根黄瓜，也自得其乐，尽兴而归。民谚云：现在是“忙人进城， 闲人下乡；穷人进城，富人下乡；为生存的人进城，为生活的人下乡。”虽然偏颇，但也从一个视角折射出某种现实。

自然生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曾形象地指出，人有两个身体，其中“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生态安全与食物安全一样具有基础性，马克思的话意在告诫人类，“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当下实现生态安全，首先应严以保护。利用法律和政策对现有生态环境予以监管，真正落实好古今中外最严厉的责任终身追究制，还应在全社会建立一套生态道德体系，从学校从娃娃抓起，培养全民生态道德意识。其次应做好修复。对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因素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予以修复，让地球不再哭泣，让天空不再发怒。再者应加强建设。运用系统观的思维， 采取现代高科技手段，深入研究生物生态圈这个神秘莫测的庞大体系，如何在这个系统中趋利避害， 与之和谐共生，是人类永远需要探求的命题。就农业领域而言，当务之急是需要变革农业生态链，从“二物思维”转向“三物思维”。

农业的本质是开发利用生物资源， 过去我们的农业主要是开发植物、动物资源的“二物”农业，对微生物的利用也只是菌菇采集、食物发酵等自然阶段。随着科技发展，我们对土地的生物化学认识逐渐深入，今天应改二物思维为三物思维，把微生物的开发利用纳入农业生产的视野。从逻辑上看，植物是生产者，动物包括人是消费者，而微生物是分解还原者，它把植物动物的残渣废料分解还原再作为一产的肥料进行下一轮生产，没有微生物的参与，什么循环农业、生态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等都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

从宏观视野上看，绿水青山要保护。从微观层面上看，微生物的开发利用就是对绿水青山的基础性、源头性保护，没有良好的生态链，绿水青山、白云蓝天就难以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已经家喻户晓， 妇孺能诵，失去绿水青山，就失去了金山银山，没了金山银山，乡村振兴何谈？

文化安全：文明的根脉

习近平总书记说，“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2018年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指出“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乡风文明的根基就在于牢牢守住乡村优秀文化，守住了乡村文化就是守住了中华文明的灵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全国上下对文化保护、传承与发扬空前重视，诸多民间文化如舞龙灯、耍狮子、传统戏剧、传统美术、传统技艺、民间曲艺等等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被发掘、整理和传承。但这些都只是乡村文化的表象，我们需要更全面地理解优秀传统文化，更深入地挖掘表象背后蕴藏的思想理念、思维方式、经验智慧、制度设计等，从文化的本质上予以继承和弘扬。如果只重表象而忽视本质，乡村文化的安全就面临新的挑战。

“天时、地利、人和”在我国可以说是尽人皆知，但很少有人了解它是我国农民通过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一套农业哲学思想，被国外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文明的“黄金定律”，“顺天时、量地利，应人和”成了人们行事的准则，是一条颠仆不破的真理。在乡村振兴实践中，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既要因地制宜，又要不失时机；既要统一规划，又要因村施策；既要政府强力推进，又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这就是对这一传统思想观念的最好传承和弘扬。

现代工业文化的理念只要求遵循市场规律，赚钱就干，不赚钱不干，由此构建起西方经济学供给需求规律基础。传统农业文化的基本理念是道法自然，但它需要遵循三个规律，一个是自然规律、一个是社会需求规律、一个是市场规律。春种夏管秋收冬藏就是遵循自然规律，违背自然规律，往往就会事倍功半甚至颗粒无收；农产品是社会必需品，是刚性需求，不管赚钱不赚钱，必须种必须养，这是社会需求规律；农业在遵循前两个规律的同时，还要遵循市场规律，最好能赚钱，不然就难以为继。农业提质增效，适应市场，就是既能满足大众多元需求，又能有利可图，持续发展。因此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决不能只以工业文化的理念作指导，以工业文化的思维方式搞经营。

立体种植、间作套种、桑基鱼塘等种养模式是古代农民的经验的总结。“人靠地长，地靠人养”， “麦苗盖上雪花被，来年枕着馍馍睡”等是他们的智慧发现。神农尝百草，进而有中医药的诞生。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今天已经走进183个国家。这些长期实践经验智慧的结晶，至今仍惠及我们。外国人只分一年四季，我们的祖先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代就将一年分为24个节气并以此安排生产生活， 如今二十四节气已经被联合国认定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外有评价说这是中国人对人类的第五大发明和贡献。这些凝结着先辈的经验、知识、智慧的闪光成果，将永远泽被后人。

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一个自治为主体的社会，乡村的许多制度设计， 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比如江西万载县，100多年前就成立的一个用水协会，每家每户都遵守制度利用水资源，直到现在都没有破坏过。由官民合建于1885年的陕西大荔县“丰图义仓”，慈禧太后给它题名“天下第一仓”，粮仓的防火、防盗、防鼠、防虫、防潮、防雨、通风等综合功能设计得全面且科学合理，全县50多个村每村在这里都有一间粮仓，丰年的时候，大家把余粮放到粮仓， 灾年的时候再下发给受灾的民众。历朝历代官家都设常平仓，像现在的国家储备粮库，丰年收储灾年放粮，从而实现有求有供平抑市场粮价。“丰图义仓”这种地方自救的制度设计，今天也还应发扬光大。在实行村民自治的现实乡村社会， 有些事务即可借鉴这种自救的思维方式，设计出新的地方制度，不应全由政府包揽。

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根脉和精魂，继承弘扬乡村文化既要注重表象，注重形式；更要注重本质，注重内涵，如此，乡村文化才能保住根脉，守好精魂，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续写才能薪火相传，代不绝人。

 

作者简介：刘奇，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主要著作：《刘奇文丛六卷》《中国三农危与机》《贫困不是穷人的错》《大国三农 清华八讲》《乡村振兴：三农走进新时代》等十余部。

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20年第3-4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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