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心负笈，只争朝夕 ——黄献武的木雕艺术心路历程

　　黄献武，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笏石镇岭美村人，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省级非遗传承人，福建省高级工艺美术师，名人、民间艺术家，中国雕塑专业委员会会员。作品有《关公马》、《郑成功》、《霸王别姬》、《红色记忆》、《八仙过海》、《妈祖》等。

　　求学：安身立命的选择

　　那时我高中毕业，子承父业，随父亲进了莆田工艺厂学习木雕，现在想起来，其实是一种讨生活的手艺，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心里也是挺乐意的，就乖乖地去了。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当时厂里的情况并不兴旺，一方面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全国上下百业待兴，这种合作社性质的工厂，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另一方面是厂里本来就人手富足。我能有这样的机会，完全是因为父亲的面子，因为他是木雕车间的技术骨干，所以厂里的决定，很有几分“照顾”的意思。

　　不过，我好歹算是被“照顾”进去了。这自然就成了父亲对我很严厉，而我也挺争气的样子，一直学，一直学，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学就是十多年，比较自豪的是，他们说我是所有工匠中用大小斧头劈坯学得最快、做得最到位、劈得最拿手的一个。这段经历如今成了我对木雕最原始的“初恋”，我想，一切都是天意，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花上十年时间，便耳濡目染受了熏陶，成了身体中流淌的血液了，从此便注定了一世的“姻缘”。

　　其中，有两年因为厂里实在不景气，学徒很多都被解散了，而我也被迫下乡，给置办家具的老乡做雕花床、箱子、脚盆、衣柜之类的东西，心里有一些不情愿，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种感觉要怎么描述呢?好比搞篆刻的人，沦落到给别人刻私章，又好比搞书法的人，却只能写大字报，失落感是必然的，我也有过，而且感受很深。
 

　　回想起来，那种“自谋生路”的流放，对年轻的我是一种考验，好在我坚信工艺厂的门还会向我打开，还会有招我回去的一天，而我父亲也总是说“技不压身”，有本事走遍天下都不怕，总会有一碗饭吃的。果然，没两年，工艺厂又渐有生机，我重新回到了厂里，渐渐地还当上了师傅，带起了十多个徒弟。

　　2004年，央视4台“走遍中国·走进莆田”《木雕的传奇》专题节目摄制组寻找莆田木雕“斧头功”能手，我的这段经历被重新追溯与演绎，我觉得我与其说是参与拍摄，不如说是在梳理自己的心路历程，因为对我而言，磨砺与忍耐，进化与蜕变，那就是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

　　我要感谢的人，除了我父亲以外，还有刘荣麟、佘文科、黄丹桂、朱榜首、徐先春、黄文华、方文桃、佘国平、闵国霖等人，是他们领我入门，是他们让我偷师，是他们让我掌握了博大精深的木雕技法，也是他们让我领悟到了艺术是一种修行。

　　是的，他们对我悉心的教导，即耳濡，又目染，还手把手地示范，长年累月之后，我内心的艺术种子发芽了，并渐渐开出了朵朵小花，从娇嫩到艳丽，从温柔到热烈，一发不可收拾。他们是我前进道路上明灯，是灵魂深处的榜样和力量，激励着我此后的从艺生涯，当我失落、无助或灰心的时候，他们的话语像一剂良药，他们的精神像一道亮光，给我无尽的滋养，照亮我的脚下之路。

　　创作：破茧成蝶的过程

　　截止目前，我没有统计过，自己到底创作了多少件作品。木雕这东西，对于雕刻他的人，它是艺术品，但对于收藏者，它在是以商品的形式流通的，至少在交易的时候是这样。我的作品大多数名花有主，收藏者中既有港澳台及海外客商，也有身边有朋友与亲人，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艺术馆或博物馆。笼统地算来，平均每年几十件，加起来应该有上千件吧。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年轻力壮，精神充沛，是我创作的鼎盛时期，数量上源源不断，品质上也渐入佳境。题材方面，以传统的神像和佛像最常见，关公、妈祖、观音、菩萨、达摩、天王、金刚、罗汉等等，还有四大美女、水浒人物、宫廷仕女、福禄寿星、诸子百家及儒释道人物。多数时候，是客人口碑相传，意向的订件渐渐多了，那时候不叫“订单”，虽然也有不少来料加工的顾客，其中包括省内外的同道中人。
 

　　可以说，每一件作品，都是沤心沥血的结果，因为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块相同的木头，而木雕是以木头为材质，这些大自然的造化，即使是同一种木材，大小、形状、纹理、质地都不尽相同，既要随形赋构，又要揣摩神韵的表达，结果就是每一件作品都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学习书法的人，有一种必修课叫做“读贴”，木雕工匠常常也要“读木”——这是一样的道理，只有完整细致地了解一块木头，才能在构图时，巧妙利用，合理取舍，比如雕一尊佛像，五官比例、形态姿势、服饰纹理，要怎么设计安排，都需要殚精竭虑地构思与把握，这就是“因材施艺”，考验的是创作者的综合能力，也是一种不断的沉甸与积累。

　　这时候，基本功扎实不扎实，到位不到位，就显露无遗了。不少人“半桶水”，要么浪费材料，要么人物设计错位失神，都是功底不够深的原因，所以，我们常说，做木雕首先要做一个“裁缝”，而对木头的辨析与熟悉，便是“量身定做”的前提。

　　随之而来便是造型，美术基础当然是“硬件”，而对所雕刻人物的文化背景也要做足“功课”，五官、发式、冠帽、衣着、体格、形态，都要符合人物的时代特性与出处，而这些素养都来自于平时的“课外功夫”，多读书，勤查阅，勤能生巧，烂熟于心，应用起来才不至于张冠李戴，驴头不对马嘴。比如说，把唐代的服饰穿在秦朝人物的身上，用魏晋的器物搭配明清的人物，都是会让人贻笑大方的。

　　说白了，这就是重视传统的原因，也是艺术创作必须遵循的规则。我的早期作品，也有不够严谨的图式，但老师们的点拨，让我明白了功夫在诗外的道理，于是开始了广泛搜集资料和大量阅读书藉，尤其是佛教与神像方面的图录，没有任何捷径，就是老老实实地学习。

　　做木雕，看起来是体力活，实际上没这么简单。我始终认为，我那些先后获奖的作品，包含着的是一种综合的评比，工艺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方面，工艺背后的用功，完全是一种沤心沥血的过程，比如《八臂金刚》、《四大金刚》、《悟》、《关公》、《钟馗》、《昭君出塞》、《如意观音》、《三顾茅庐》、《四美女》、《广泽尊王》、《瑶池赴会》、《麻姑祝寿》、《踏雪寻梅》、《红色记忆》等，都是下了大功夫的成果。

　　昨天，一个收藏了我很多作品的老朋友，又到我这里来，他看了我最近的一些作品，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你的作品，有一种浓郁的古朴气息，很传统，很入神，同样的题材，和别人的比起来，多了几分韵味。”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只好说：“我都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做出来的。”
 

　　授徒：手教心传的责任

　　1992年到2007年，每年带六个徒弟，2007年到2016年，又多了十几个徒弟，再加上以前在工艺厂的那些，我总共带过一百多个徒弟。其中，成为工艺师的有十多个，工艺名人五个，大师一个，他们都很优秀，事业发展得风生水起。大部分还在做木雕，少部分后来去做了玉雕，个别去做了石雕，基本上都在从事着与雕刻相关的行当。

　　有的人不喜欢带徒弟，原因是方方面面的。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传承的责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曾经也是这样走过来的，要是没有师傅们的倾囊相授和悉心教导，也不可能走上艺术道路，名和利自然也就更不用说了，最重要的，是他们给了我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过上了自以为幸福的好日子。也许，回报前辈师长恩情的最好方式，便是把自己的毕生所长，传授给钟情木雕的年轻人。

　　其实，说是教徒弟，自己也从中受益匪浅，一方面可以葆有对艺术的热忱，一方面从年轻人身上，也可以学到很多新的东西。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的确是这样。我的授课地点，主要是在乡下的老家——岭美村，这样的授教方式，更像是一种“家庭教育”，所以，徒弟们也觉得轻松有趣，容易上手，自己也会更加用心刻苦。

　　通常，跟我学习木雕的人，我首先会让他磨刀。别小看这不起眼的技能，其中也是挺有讲究的。木雕的刀具很多种，大大小小，林林总总，一套刀具有几十把，如果没有臂力，没有足够耐心，哪怕一天累到腰酸背痛，也是磨不好刀的。而事实证明，一个人如果能耐着性子，从磨刀做起，磨得很细致，磨得很锋利，多半往后学习起来也会水到渠成。

　　然后就是看木纹。木材有很多种，不同品类，不同树龄，不同产地，甚至不同气候，都会导致木纹的千变万化，大自然就是这么神奇。看木纹的目的，是为了分析它的变化与走势，使之在雕刻时巧妙的运用，同时，也是和木头培养感情的过程。我们经常说，木雕就是和木头谈恋爱，这虽然只是一种比喻，却是很有道理的艺术创作规律。现实生活中，不了解的男女，要么是苛合之欢，要么是短暂夫妻，终究是会分道扬镳的。

　　接下来就是练习刀法了。所谓刀法，就是雕与刻的手法。确切地说，就是由外向内，一步步减去废料，将形体显现出来。刀法好比书法、绘画中的笔触，或轻或重，或快或慢，或藏或露，或圆滑或粗厉，能丰富作品艺术表现力。

　　常用的刀法，有平刀法和圆刀法。平刀法主要用于凿坯，大概切削出轮廓结构，运刀必须稳、准、狠，大刀阔斧，干净利落，用简单的几何形体实现造型，练习时反复将形体进行分解，简化成正方形、长方形、梯形、菱形。因此，每个人必须具备扎实的造型能力。而圆刀法通常用来刻画肌理，俗称“麻底子”，大小不一，连绵起伏，在物体表面呈现出自然、浑厚、拙朴的美感。两种技法配合运用，表现人的五官、皮肤、发鬓、衣饰等，基本上就不成问题了。

　　雕刻如同绘画，不过是以刀代笔而已。我们常说，笔触难于揣摸，因为它是心灵与技巧结合的真情流露，只有不断地实践，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刀法。那种木纹与雕痕、光滑与粗糙、凹面与凸面、起伏与转折，其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力，都是熟而生巧的过程。

　　关于握刀方面，在粗坯阶段，用敲锤配合刀具进行，执刀姿势呈拳状;向外推进或深挖时，就变成拳心向下了;雕刻轮廓时又可作拳心向内或向外。三种方法灵活运用。而凿粗坏、掘细坯、修光、打磨、刻毛发等不同阶段，除了运刀以外，需要注意的细节也是各不相同。

　　做师傅其实也很累，年龄上，我是他们的长辈，甚至生活中还要关心他们的吃喝拉撒，如果有人懒散了，有人贪玩好耍，还得跟他们的家长沟通，做思想工作，循循善诱，苦口婆心。有的人溜去网吧里打游戏，还得满大街地去找回来，没准儿，我还得帮他们把上网的钱付了。

　　一路走来，大多徒弟们都很刻苦，这让我颇感欣慰。我印象中，有个姓张的，尤其勤奋，好多次早上六点就来敲门了。还有一个姓林的，一直跟我学了十多年，才不舍地离开。
 

　　研究：韬光养晦的乐趣

　　岁月不饶人。近些年，我虽然也没少创作，亲自上阵也是家常便饭，但还是把许多精力用在了研究方面。也许是秉承“活到老，学到老”的观念吧，我认为有必要钻到“传统”里去，学习一些未曾了解的知识，掌握一些未曾实践的技巧，体悟一些未曾融通的经验，仅管我也不再年轻，但心态还是要积极向上。

　　我的家里，关于木雕的书藉，差不多上千册吧，各种各样的专著、论文、图册、作品集，有国内同道中人的，也有日本的，还有意大利的。我时常会因为发现一本关于木雕的书而兴奋不已，有时候还会一字不漏地看完前人写的关于木雕的回忆录，还会做笔记，把重要的信息摘录下来，或者带着一些疑问，去图书馆或上网查资料。

　　我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木雕的发展渊源、历史脉络、文化传承、工艺流派，以及神道、佛教、宫廷、民俗、诸子百家及儒释道人物的深入了解。另一方面，对木雕的技法、工具、材质，进行搜集与整理。之所以这么做，大概是觉得，从来没有人这么干过，而编撰一本类似于《中国木雕百科全书》的书藉，绝对是一件意义非凡又功能圆满的事情。

　　最近看了一本书，是关于东阳木雕的传承故事。于是，我也想写一本我们莆田的木雕故事。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莆田经济活了起来，民间寺庙重修，掀起神像菩萨再造的热潮。原来的莆田工艺厂从事雕塑的群体，左右逢缘，大显身手。其中，方文桃、佘国平、闵国霖等人，奔忙于四川、广东、江西、湖北等地各大名寺大刹;而佘文科、黄丹桂等老先生，成为本土的宫庙社观改造炙手可热的“座上宾”。其中的故事，我也是听闻不少，可谓精彩纷呈，是值得大书特写的。

　　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莆田人，我觉得本地的风俗信仰，也是值得研究的题材，尤其是各种造像，因为年代、区位、规模、工艺、作者的不同，呈现出别有洞天的艺术面貌。比如，江口镇孝义宫的主神玄天大帝、王中军、顺天圣母、社公社妈,辅神张公圣君、田公元帅、齐天大圣、金大将军;建达堂的文武齐天、金眼齐天和弥陀大将军;九鲤洞“琼瑶仙教”主祀邑人名士卢士元、谢元晖、王成光、陈善德，以及何氏九仙翁等地方神;鲤江庙的城隍爷与牵马将军……,等等我曾有幸参与修复或重造的道敬神像，以及其它诸多同类关于风俗信仰的雕塑，其美学价值和教化功德，都是应该好好梳理与发掘的民间文化瑰宝。

　　如今，上至国家总理，下至创客青年，都在探讨工匠精神。作为木雕艺术行业的一员，我也常常在想，如何精雕细琢，创作更有内涵的艺术精品而不是价钱更贵的工艺品，这样才无愧于时代和自己的内心。同样是基于热爱，我们的木雕同道，可不可以有更大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比如，题材的多样化，手法的丰富性，学术的专业度，工艺的亲和感，能不能更系统、更全面、更深入、更新颖?能不能贴进时代的脉搏和心跳?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我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告诉我，“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做研究也好，搞创作也好，木雕事业已经是我的一种信仰，每一天都是崭新的，无论时序更替，或心境变化，睡在过去的成绩堆中，从来都不是我的习惯。对我而言，葆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才不辜负爱我及懂我艺术的人，而我深信，持续不断对爱和美的追求，便是一股平凡但伟大的力量。

　　本文作者：福建工艺美术大师黄献武